世界经济十大发展趋势与亚洲经济合作

发布时间:2015-11-14    栏目:全球经济

一、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十大趋势

1、国际形势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开始向多极化格局发展。过去主要发达国家大豆集中在欧美,亚洲只有一个日本,现在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的崛起,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力量正在逐渐形成相对平衡和稳定的新格局,世界有冷战时期的两强对峙走向多元化和多极化。其中,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亚洲地区的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作为大国的地位愈来愈巩固,已经成为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所以,无论是在全世界还是在地区范围内,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

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国际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正在经历着重大而深刻的调整,美、俄、欧、中、日几大力量之间,先后出现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等。“多极”中的每个“极”都在努力发展自己,显示出强劲的活力。

2、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是当今国际形势的又一特点。在科技革命和生产日益国际化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国际化和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在继续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不仅是指经济模式、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而主要是指经济联系的全球化。它对包括国家间关系在内的全部人类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俄罗斯的森林大火导致农业减产,引起全球粮价上涨;中国央行调整利率导致全球股市下跌;日元、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几乎引起一场世界性货币战争。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促使一国政治经济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日益联系起来,从而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成为可能,推动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有利地位,通过不合理的分工和不平等的交换等国际经济旧秩序获取更大的利益。经济全球化最轰轰烈烈的近10年,至少在国际地位弱化、疆域人口扩大化、国家职能退化、综合国力衰化、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文化意识西方化等7个方面明显导致了具有全球意义的消极影响。而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除了积极参与、应对经济全球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3、世界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

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着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国家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各国都更加重视加强科学技术,发展教育,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谋求在多极化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科技方面,中国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威胁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分值只有美国的1/7,法、英、德的1/5,俄罗斯的1/2弱。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许多高技术实行垄断,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四、一批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崛起。

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货物流通、金融、工业制造、贸易、服务等的日益增长,促进了发达国家的就业,也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消费升级。近年来,一批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金砖四国”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成长等,使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主力军在亚洲,因此,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在世界180多个国家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已经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作为世界第三领土大国和第一人口大国,既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交友,不树敌”,在国际外交事务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世界正处在“三大革命”的前沿。

这三大革命是指新的能源革命、新的产业革命、新的生活方式革命。有两大动力推动这三大革命。第一就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过去西方国家崛起的时候人口很少,因此他们的崛起是可持续的。可是现在正在崛起的是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些国家崛起,资源、能源的瓶颈更突显出来了。第二大动力就是气候变化,这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一场新的能源革命已经开始,我们首先要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率,使能源效率要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要逐渐转向可再生能源、新能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将成为必然趋势。能源革命就会带来新的产业革命,新的产业革命也会带来人的新生活方式的革命。一切浪费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变化,人类将迎来一场深刻的旷日持久的“绿色革命”。

六、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矛盾在发展。

今天世界,文化冲突和信仰分歧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二者之间的矛盾对抗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渊源。伊斯兰教是后起的宗教,从它诞生以来,就和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上半叶矛盾看上去不太激烈,是因为被两次世界世界大战掩盖了;冷战期间矛盾也不是很突出,因为世界多数国家在观望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冷战结束后,两者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凸显,以至于出现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就连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都有宗教文明冲突的影子。目前,这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还在发展,仍然是世界上突出的不稳定因素。

七、各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依存度正在日益增高。

世界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很难看出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只有出现危机的时候,才会集中显现出来。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严峻的金融危机是非常好的例子。过去,西方国家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那是的危机大多是局部的,很少有全球性的,仅仅对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影响较大;超级大国苏联20世纪末解体的时候,经济曾经一度极端困难,但是都没有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次2008年从美国发端的金融危机主要是表现在金融领域,可是很快就波及到全球,包括中国也没有幸免。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中国提出了“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方针,指出了全球经济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渡过难关。这样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利益关系将日益加深。同时,人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这些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人类只有联合起来。这样通过合作才能形成合力。

八、全球金融自由化将进一步发展,动荡不可避免。

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时一把双刃剑,随着全球性金融创新的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投资领域的扩大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金融合作日益频繁,国际金融的不稳定因素也在日益复杂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还将进一步实现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规模将会继续增加而不是减少,国际金融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但国际监管体制滞后,导致国际金融运行风险加大。国际金融领域危机的频频发生,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制所遵循的基本规则与金融自由化发展在现实已不相适应,改革国际金融旧体制,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呼声高涨。

九、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将进一步深入发展。

区域性经济合作更具互补性和互利性,世界各大洲都已建立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以及跨洲的合作组织。这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在推动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发展。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将进一步深入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国内区域之间的合作也在日益增强,世界许多地区城市群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旧格局很快将被新的格局所打破和取代。

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资本侵入将成为弥补经济发展平衡的粘合剂和吸血工具,欠发达国家将以低廉的价格出卖矿产资源和劳动力,有些地区的经济水平差别将缩小,有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逐渐拉大。

十、世界经济组织在全球经贸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加强。

世界经济组织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产物同时也是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保证。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生产、资金、贸易和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和发展,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这样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震荡就有可能迅速波及全球,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更加快了这种经济风险的传播速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防范风险,缩小对全球经济的破坏程度。与此同时,这将使国家主权日益受到限制。

21世纪,各种类型的区域及跨区域性的经济合作会继续加强。一方面,原有的100 多个各区域性贸易协定或经济组织的自由化规划蓝图将逐步得到实施;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区域性组织和跨区域性的集团合作尚在酝酿成立之中,这一切将继续有力地促进地区内贸易和投资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当然,这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的目标仍以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

二、关于亚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

亚洲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地区,它在世界四个大洲中拥有最多的人口,世界三大经济体中,亚洲就占了两个,“金砖四国”亚洲也占了两个,亚洲即是世界主要的能源基地,同时也成了最大的能源消耗地区之一。

1、东西方社会从文化差异到经济差异。

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反映在社会各个层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习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贷款消费需要加强储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居民需要提高消费激情和练就承担贷款消费的压力。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看待2008年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导致这场全球金融灾难的两大根源:一个是反映美国资本贪婪本性的金融创新,导致无信用担保住房贷款的泛滥;另一个是美国超前消费文化带来的恶果,大部分美国居民在超前消费,超前过度了就会有风险,就等于透支未来,没有给自己留后路。经济收入稳定的时候当然有能力交房贷,当收入减少的时候怎么办?许多美国人没有想过,再加上有一些投机分子借机炒房子,把房贷这个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儿当作投机商人的赌场,最终演变成许多银行倒闭甚至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有“居安思危”的理念,在消费文化上就会显得相对保守,做事儿总是留有余地。这两种文化背景导致西方社会消费文化相对开放但是也充满风险,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消费文化风险相对较低。

这种文化不仅反映在金融和房贷领域,有时候也反映在外贸出口和其他领域,中国很多有能力出口的企业总是尽可能增加出口,为了赚取更多的外汇,连国家也是这样积累了太多的外汇有时候为了让钱升值,不得不去买美国的国债,本来中国除了能源领域对外产生很深的依赖之外,其他领域没有那么深的关联,现在不行了,美国的美元贬值对我们将产生重大影响,加上中国一些跨国投资公司持有国外上司公司股票,还有一些中国境内的企业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市,国际上外汇汇率的波动和股票的升跌都会影响中国的股市、期货行情,所以源自美国的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把中国也卷了进去。

2、东西方财富观念和理财观念的差异。

随着基本的跨国界流动增加,国际金融和整个经济领域的风险也在加大,这是毫无置疑的。犹太人为什么成为许多国家商人羡慕的民族?就因为犹太人会挣钱,又善于攒钱,还善于用钱生钱,即擅长理财和资本运作。中国人挣钱的热情和攒钱的能力都不亚于犹太人,只是在钱生钱的理财方面较为损色一些。印度人在守财和理财方面和中国人有些相似。所以这两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出现了两极分化:富人所占的比例很少,穷人占的比例很大,是哑铃型结构。而西方的橄榄型结构是富人和穷人都少,中间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最有消费能力和消费热情的阶层,他们不仅有充裕的金钱,而且有充裕的时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国家的穷人想消费可是口袋里没有钱,可是富人有很多钱却没有时间消费。中国的“富二代”和印度喜欢买奢侈品的暴发户都是贬义词,但是我们忽略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有钱人花钱对国家也是贡献啊,大家都把钱放在家里或者银行里对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

日本的情况是怎样呢?日本人为了追求赋予的物质生活给自己太多的精神压力,导致绝大多数人本青年晚婚、低生育率和高自杀率等社会问题。

3、 亚洲主要国家独特社会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导向,当然经济上也有不同的发展方式。中国采用资本投资的方式拉动消费,增加就业、保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起到了引擎的作用,这一点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我们有理由为取得的成绩而自豪,但是没有理由沾沾自喜和幸灾乐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经济稳定主要来自中央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4万亿基础建设的投资拉动,不是完全靠市场调节和消费的自然增长。现在中国房价的飞涨,一般人只看到房价本身,没有看到城市化的刚性需求和老虎一样被关在笼子里的民间资本,所以靠行政手段是很难把房价打压下来的。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经济结构是金字塔,那么金字塔底层到底还有多少人?整个亚洲在金字塔底层的还有多少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大面积消除贫困,不能有效地鼓励富人和中产阶级花钱,这个国家就很难真正富起来。

二十多年来,随着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印度的崛起,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西方转移到了亚洲,香港、东京、上海等亚洲大都市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地位日益提升。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近年来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这两个国家的GDP增长占到全球GDP增长的一半。

亚洲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国就是印度,事实上印度也是推动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近年来印度的GDP增长和富人阶层的壮大足以说明印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印度在软件开发领域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还在形成之中。印度还在建设基础设施的阶段,而且印度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比如说4亿、5亿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带来巨大商机。过去二十年当中发生在中国的变化正在印度发生。印度是民主体制的国家,是混合式的经济体,社会和政府都在关注私营企业。这一点和中国有些不同,中国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效益和员工失业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也应该对私营企业更多的关注,因为私营企业对GDP的贡献已经接近60%,安排就业甚至超过70%。

日本战后很快成长为经济大国和强国。过去日本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位置刚刚被中国取代,但是其国际影响力仍然很大。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短短的25年完成了城镇化,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建立了一个福利社会。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也主要得益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从市场发展空间上来说,中国至少还有15-2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当年日本农民进城后出现的问题现在正在中国出现,中国农民可以一夜之间进程生活工作,但是要完成就业、教育、保险、医疗、住房保障等社会福利的建设需要十分漫长的过程。当年在政府的推动下,日本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农民身份的转化和保障体系的建设,城乡差别也随之缩小,日本大量的农民富裕打下了拉动内需的良好基础。

日本的政治体制比较民主,是二战以后学习了美国的体制,日本可以实施医疗保障体制等等,发展得非常不错。日本后来出现的危机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过程没有顺利转轨,已经形成的体制和管理习惯缺乏灵活性。导致在某种程度上也比较封闭。事实证明,社会和经济改革慢了半拍就要吃亏,导致至今日本经济好几年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这样的结果,既有日本政府的问题,也有企业的问题,甚至还有更为隐形的文化问题,日本企业对员工的终身聘用习惯和社会的老龄化,都成为日本经济振兴乏力的副作用力。不过,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还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民族,有非常优秀的工程师、科学家、技师等等,假如日本有更多的企业采用二十世纪的业务模式和重视管理创新,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会有一定的复苏和增强。从亚洲国家经济在世界中的影响来看,日本主流企业家群体还是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他们有许多公司都成了跨国企业。比如松下、丰田、东芝、索尼等等,他们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力就远远超过了美国。

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国土面积为699.1平方公里,人口420万人。1965年8月9日才脱离马来西亚,正式成为独立国家。到2005年,仅仅用了40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迈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05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13.42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体中排第39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998美元,在世界经济体中排第22位。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从增长速度看,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已进入成熟成长阶段。1960-1984年,新加坡的GDP年均增速为9%,成为亚洲经济的"四小龙"之一;后来逐渐总体上处于缓慢增长。二是从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看,新加坡的经济结构是三次产业极不平衡。在2005年的新加坡经济总量中,第一产业占0.1%,第二产业占32%,第三产业占67.9%。三是从经济成分看,新加坡的经济主要由政府企业和跨国公司两大支柱支撑。一根支柱是靠跨国公司涵养税源,有来自欧、美、日等地的7000多家跨国企业和科技伙伴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其中60%的投资者在新加坡设立其区域总部。从新加坡政府的最新统计表明,在新加坡的GDP中,有42%是由跨国公司创造的。另一根支柱是靠官办国民经济支柱型企业稳定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政府控制的企业包括新加坡电信公司、航空公司、发展银行、新加坡住屋发展局等。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GDP有45%是由政府所有的企业所生产的。新加坡政府的公共部门(包括财政部子公司、政联公司、政府机构和部门)提供的GDP占新加坡全国GDP总量的22%。从行业看,新加坡的经济主要集中在金融及工商服务、制造业、商业、交通通讯四大行业。新加坡有重点的发展金融业、制造业、商业、运输通讯业、旅游业等。据统计,新加坡的金融及工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1960年的14.4%上升到2005年的23.4%;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960年的11.7%上升到2005年的26.8%;2005年金融及工商服务、制造业、商业、交通通讯四大行业占GDP的比重达到78.8%。新加坡的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外国投资者制造业比重1985年为79.3%,1990年为89.2%,2005年为75.0%。从对外贸易看,外贸依存度非常高。2005年新加坡对外贸易创下4300亿美元新水平,外贸依存度为370.05%。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社会稳定。通过建立中央公积金,成立组屋局负责兴建居民住宅,设立工会负责协调劳资政三方关系,对医疗、教育和住房进行大量津贴等,确保社会稳定。据了解,全新加坡有84%的人居住在政府兴建的、受津贴的公共住屋内。政府适时经济调整。在1980年以前,采取“追随排头雁”策略,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大力发展以纺织、服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采取“选赢家”策略,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着力调整经济结构,重点发展造(修)船、炼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设计、信息、电脑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金融、贸易、通讯、会展、旅游等服务业;本世纪以来,采取“政府作为风险投资家”策略,大量投资海外,不断拓展国际经济发展的空间。制定“产业21世纪计划”。其目标是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活力与稳定的知识型产业枢纽,并提出三大经济发展战略:高科技战略、中国战略(把中国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和市场)、扩大腹地战略——将七小时飞行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视为通商及经济发展的腹地,并积极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三是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提出八大战略。设置经济发展局,专门主管招商引资,代表国家招商引资;共同营造和提升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将新加坡推销为有吸引力的整合实体——新加坡无限公司。通过“新加坡资源无限”的方式推动区域化计划,协助具有潜能的本地企业发展为土生的跨国公司,促进各个经济环节的合作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设立政府企业,对经济命脉行业进行垄断经营。在经济调控领域,设立邮政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新加坡出口信贷保险公司、中央公积金局等保障国家战略利益、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促进经济发展与升级。构建廉洁、高效政府。以公民为中心,遵循“众多机构、一个政府”的基本思路,实施全民信息化战略计划,从私营企业收购二手电脑,赠给低收入家庭。建立“种子”基金,使被采纳的各种建议能够得到验证。

新加坡的成功给我们哪些启示?一是两手合力。亚当·斯密称市场机制为看不见的“右手”,凯恩斯称政府宏观调控为看得见的“左手”。新加坡政府时而用左手,时而用右手,时而两手并用。二是内外结合。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各地专家找准经济发展方位;实行“双专”招商引资——专职部门、专业人员专司招商引资工作职能,提高招商引资的准度、精度、效度;引资、引智并举;内需、外需同扩;筑巢引凤吸引人才。

正因为如此,在今年7月世界知名经济预测机构预测,新加坡或将超中国成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国家。据彭博社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2010年GDP将增长10.8%。而高盛、巴黎国民银行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减少至10.1%。

亚洲四小龙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受到世界关注,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都属于幅员不大、工矿资源不多,但地理位置优越且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特殊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二是出口扩张迅速。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三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47.4%降为1985年的15%,工矿业从16.5%上升为33.4%;台湾农业比重从1952年的35.7%降为1978年12.1%,工业比重从17.9%上升为40.3%。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也从转口港变为工业城市;四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五是失业减少,收入分配相对平均。8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率都降到4%以下,收入分配与美、日等国相比较为平均。

4、关于“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

中国现在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倡导的对外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思想。中国巧妙地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都利用起来,在短短30年时间里实现了经济崛起,中国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把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能源、交通、基本建设等领域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里,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而把那些日用消费品和吸纳劳动力能力很强的服务业大多交给民营企业运营,这样既能保证国家经济秩序良好稳定,又能具备市场公开竞争的活力和张力。政府拥有生产资本65%-70%,很多资产的升值和国企的利润(高达70%的利润)留在政府手里。从1995年到2009年,政府的税收增长了10.2倍,在积累的基础上,但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同一个14年当中增加了2.2倍,农民收入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7倍。

三、关于亚洲经济合作趋势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五项主张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日益增进,世界各大洲之间的合作,亚洲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合作也必将日益增加。将会波及除了金融、证券、贸易、工业生产、服务外包之外的其他经济领域。在这样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世界各大洲之间应该建立更加合理和平衡的关系。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应该建立起高效的合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相对平衡与和谐稳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愿意继续同亚洲国家一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已经建立的东盟合作组织、APEC上海经合组织、中日韩三国协作组织、海湾六国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国际经济、政治合作协调机构和机制的作用,还有尽可能利用世界气候大会、亚欧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亚洲-中东对话、G20峰会和世界经济论坛等平台减去合作关系的建立。亚洲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今后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起着更大的作用。

为了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全面加强合作,使各领域合作更加充实和富有活力,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为此,中国政府外交部负责人前不久就国际合作问题提出如下主张:

一是密切经贸合作,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将更加重视促进自由贸易,扩大区内贸易规模。在海关、检验检疫、物流和商务人员流动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实际行动降低贸易壁垒,避免设置新的贸易障碍。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充分利用多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发挥各国经济互补优势。中国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4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一举措对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二是加强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努力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作用,研究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去年10+3会议国家决定建立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库,最近又将其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显示了本地区加强金融合作的迫切需要和强烈意愿。希望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最大限度照顾彼此关切,尽早达成共识,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本地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更好地利用区内资金,促进亚洲经济发展。

三是深化投资合作,发挥投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加快区域和次区域交通、电力、通讯领域建设步伐,逐步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网络化。尤其要重视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合作。中国决定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扩大投资都要秉承开放精神,允许其他国家企业公平参与。鼓励各国企业在区域内相互投资,加强劳务合作,避免大规模遣返外国劳工。

四是推动“绿色”合作,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有效地协调政策和行动,加强亚洲国家在节能环保、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培育亚洲经济新的增长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深化对话与交流,积极开展务实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五是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配合与协调,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通过APEC、亚欧会议和二十国集团等平台,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提高合作效率和质量。落实各国领导人在金融国际合作协商和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平衡的结果,特别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支持;认真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推进国际减贫进程,避免因金融危机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战略,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在这里,我想引用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在一个致辞中的一段话和大家共勉——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不会损害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绝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将以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为己任。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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